星巴克靠边站

每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气息，正如成都街头的麻辣辛香，台南骑楼下九层塔与沙茶酱的芬芳，台北巷弄中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270多平方公里的台北市，面积只有上海的1/22，巴黎的1/10，罗马的1/4，却拥有上千家咖啡馆，密集程度超过许多欧美城市。台北咖啡馆不但数量多，而且花样多：有大型的连锁咖啡厅，也有小巧的个性咖啡馆；有经典怀旧的老店，也有潮酷另类的新店；有的擅长单品，有的主攻意式；有的藏身豪华shoppingmall或星级酒店，有的寄居于便利店或住宅区。

在大陆绝大多数城市，星巴克永远是我喝咖啡的首选。并非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安全——可以让我避开陈旧变味的豆子，糟糕的冲调，粗糙的奶泡，萃取不足或过度的咖啡油脂，贵得离谱的价格……然而，称霸全球的星巴克在台北却毫无优势，Cama、怡客、伯朗、85°C、丹堤这些台湾本土咖啡连锁早已在分店数量、咖啡师技艺、咖啡豆品质、产品的多样化等方面更胜一筹。就算闭着眼睛闯进一家社区便利店，也能买到新鲜、专业、美味的咖啡。

咖啡馆里的大自由

如果在家也能做出好咖啡，我们还会走进咖啡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这里是金华街与永康街交界处的“小自由”咖啡馆，昏黄的光线、怀旧的灯具、典雅厚重的家具陈设、淡淡的爵士乐，仿佛把人带进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某个电影场景。咖啡饮品选择虽不算太多，但都颇具台湾特色：洒有干桂花的龙眼拿铁，杯底藏有梅子的梅酒冰咖啡，荔枝与紫苏混合的冰沙。老板高先生是个热情、厚道的人，常常将店内地下一层的区域免费提供给本土的年轻艺术家或文创人士办展览、搞活动。高先生说，一是支持他们创作，二是给客人带来一些新鲜的讯息和有趣的互动。

台北许多特色咖啡馆实际已成为一个个主题各异的小沙龙，打着咖啡的幌子招揽着各类志趣相投的人群。坐落一幢白色殖民地老建筑里的“光点·咖啡时光”尽管咖啡和三明治都不错，但来者大多不是冲着吃喝，而是电影。旁边的“光点台北影院”常年放映着世界各国的小众艺术电影。咖啡馆外浓荫密布的庭院内不时有新锐导演和新晋演员在这里为新片做宣传。“如果你幸运的话，或许还能看见侯孝贤在那里吊儿郎当地吸烟。”龙应台说。

比咖啡更动人的是故事

用36个故事换得了35杯咖啡和一份爱情，这是发生在台湾电影《第36个故事》的奇妙故事。在现实中，咖啡馆的确是台北最有故事的地方。正如香港作家马家辉所说：“每次回台湾进了那些巷子里的小店，我总是先闻到故事，然后才是咖啡。”要说台北故事最多的咖啡馆，恐怕当属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馆。

顺着一楼“明星西点面包店”旁窄陡的楼梯爬上二楼，便是明星咖啡馆的店堂了——大理石面的餐桌、深色的皮垫木椅、有着简洁浮雕的吊顶灯、乳白色的蕾丝窗帘，据说这一切都依照了63年前的样子。1949年，6个从西伯利亚、哈尔滨、上海一路逃亡到台湾的俄罗斯人，联合一个18岁的台湾少年，将原本开在上海霞飞路的“明星咖啡馆”移植到了台北武昌街。那时，咖啡、西点都是奢侈品，咖啡馆自然也成为达观贵人的俱乐部。蒋经国和他的俄国夫人蒋方良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常带孩子来喝红彤彤的罗宋汤，吃扑满糖粉的俄罗斯软糖。据说蒋介石最后一个生日蛋糕也是在这里制作的。

不过，“明星”最动人的故事不是关于蒋家，而是来自一群早年在此奋笔疾书、激扬文字的穷酸文人：白先勇、黄春明、王祯和、季季、柏杨、陈若曦、楚戈……还有在明星咖啡馆一楼摆旧书摊的诗人周梦蝶。上世纪70年代，女作家三毛和初恋男友舒凡常来“明星”参加文友聚会。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风起云涌的时期，编剧小野、吴念真，导演侯孝贤、杨德昌、张毅都是“明星”的常客。林怀民曾动情地说：“没有明星，即使后来有云门舞集，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